先秦时代，黄州邾城地域一直有先民居住生息，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这里相继生活过三苗人、中原人、扬越人、楚人，并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
三苗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一支少数民族。从《战国策》、《史记》等历史典籍记载分析，黄州邾城地域在远古时代生活过三苗部落。但至今尚发掘出明确为三苗文化的原始遗址遗物，
所以三苗之民是否是黄州邾城地域最早的居民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殷商、西周时代，生活在黄州邾城地域的先民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中原贵族，他们是黄州邾城地域的统治者，另一类是扬越人，他们是黄州邾城地域的土著居民。殷商王朝对黄州邾城地域的统治，从1992 年5 月在团风县王家坊发现的下窑咀的商代墓葬可窥一斑。团风县王家坊下窑嘴商代墓葬遗址距禹王城遗址约23 公里，是一座商朝前期的小型墓葬，据《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咀商墓发掘报告》记载，墓葬共出土文物22 件，其中青铜器16 件，陶器4 件，原始瓷器1 件，另在铜斝内壁发现丝织品痕迹，及朱色块状物(疑为漆器)。这些出土文物按用途可分为4 类，第一类是由铜鬲、铜觚、铜爵、铜斝、铜瓿组成的一套铜礼器，第二类是由铜戈、铜镞组成的铜兵器，第三类是由铜镬、铜斧、铜凿、铜刀组成的铜制生产工具，第四类是由6件陶器、瓷器、石器组成的生活用具。随葬的成套铜礼器、铜兵
器和铜制生产工具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文化有极强的共同性，说明墓主人为商代贵族。下窑嘴墓葬地与禹王城遗址距离仅23 公里 ，邾城地域当在商朝贵族统治范围内。这种中原文化因素在春秋早期仍明显存在，但到春秋晚期以后就罕见了。
西周时期，在与螺蛳山遗址位置相同的地点，出土了西周文化遗物，如陶器、石器残片，废弃的鹿角等，证明黄州邾城附近有居民点存在。据考古报告称：螺蛳山遗址的“西周文化遗物发现很少，主要是陶器残片。陶片表面几乎都是灰色和褐红色的，黑色的很少，前者大多是夹砂粗陶，而且掺有较多的蚌片碎末，后者则是泥质的。从陶片观察，器形多为鬲和罐。另外，还发现少量的盘和盂的残片。工具只发现石镞和骨针的残器各1 件。此外，还发现了相当多的蚌壳、兽骨、鱼骨和几片龟甲残片。”。
春秋时期，黄州邾城地域的越文化达到鼎盛。越族是我国中、南部以至东南亚的一支古老而且分布广泛的民族。越人的分枝很多，如于越、句越、扬越、闽越、山越……。黄冈
地域地处江淮之交，吴头楚尾，与江浙一带的越地邻近，所以自夏商而始，越人的一支—— 扬越开展在黄冈崛起，大约在三苗式微的同时，这里的越人愈来愈多，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取代三苗之民而成为黄冈地域土著的主体。
越文化与楚文化大致以巴河为界，黄州邾城距巴河仅十余公里，正处于楚越文化交界地，邾城地域向东与越境为邻，向西与楚地相伴，越人强大时，据此地生息劳作，楚人崛起后，入此地开疆拓土。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黄州邾城地域的先民主要是土著扬越人和东进开拓的楚人。
楚国又称作荆，荆楚，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大国。经过“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从春秋时期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征伐江汉地区等大小诸侯国，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楚地千里”，成为南方的霸主。
楚国势力何时开始渗入黄州邾城地域，并于何时将这里正式并入楚国版图，史阙明载，但有两条历史线索可循其踪迹。其一，公元前9 世纪熊渠为楚王时，大规模对外开疆拓土，“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史记·楚世家》)，并立中子红为鄂王。扬粤即扬越，鄂国在今之鄂州市地域，鄂王都城在今鄂州市区一带，与黄冈市区仅一江之隔。其二，春秋早期，楚成王熊恽指挥楚军不断向黄冈地域外围的汉东之地和大别山北麓的中原之地进军，相继灭亡弦子国、黄国、英国。《春秋》记载，在鲁釐公十二年(前648 年)，“夏，楚灭黄”。楚穆王继位后，继续征伐江淮，开疆拓土，先后攻灭江国、六国，黄冈地域外围经过此次大规模扫荡，诸侯国被消灭殆尽，黄冈之地因此必然被楚国完全控制，黄州邾城地域自当成为楚国的属地。
黄州邾城地域虽然已并入了楚国的版图，正式成为楚国的一部分，但楚国对此地的控制十分松驰，影响也较有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此地仍是扬越人的居住地，大致仍维持着征服前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军事的占领与文化的消长是不可以等量齐观、同步进行的，前者可以计日成功，后者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化的交替不可能刀切斧劈般进行，只能在浸润渗透和潜移默化中渐进。所以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越、楚两族交替控制黄冈地域，越楚文化在此争锋交融。
今鄂州之地，西周春秋之世，号称鄂国，其统治者是楚国王族，被统治者主要是世代居住在鄂国的扬越人，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春秋时代，楚王之弟鄂君子皙在江中游玩，钟鼓齐鸣。摇船者是位越人，趁乐声刚停，便抱双桨用越语唱了一支歌。鄂君子皙听不懂，叫人翻译成楚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就是著名的《越人歌》，歌中唱出了越人对子皙的那种深沉真挚的爱恋之情。
鄂州与黄州、邾城、堵城仅一江之隔，鄂州是越人的重要生活地，并产生了著名的《越人歌》，那么，黄州邾城地域的先民主体是扬越人则在情理之中。
春秋战国时代，楚越文化在这里共同存在，消长融合，大致说来，春秋之际，这里越人居多，以越文化为主体，楚文化顽强崛起;战国时期，这里楚人居多，以楚文化为主体，越文化逐渐消退。这在考古发现上多有实证。如1981 年冬，在黄州国儿冲发掘了六座战国中晚期楚墓，其中五号墓的两件铜鼎“子母口，弧形盖，腹微鼓，底部近平。环形附耳，三兽蹄形高足，胎轻薄，盖上有两圈凸弦纹，腹中部有一圈凸弦纹，余皆素面”，这是典型的越式鼎。墓中又有一件大陶罐，“直唇，敛口、广肩、鼓腹、平底、肩上有一对称附耳，胎质细腻”，此陶罐在陶系上为越文化中几何形印纹陶孓遗，在器形上则是楚文化之嫡系。墓中楚越器物同存并出，反映出楚越文化在此地相得益彰。
战国中期，楚国霸业进入鼎盛，楚人对鄂东地区的开发向纵深方向发展，此后，楚文化因素随之在鄂东地域居主导地位。黄州邾城地域在楚越文化占据主流的同时，一直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内涵，虽然土著文化势力微弱，但始终顽强生存和沿续着。如前所讲的黄州国儿冲发掘了六座战国中晚期楚墓，其文化虽然以楚文化性质为主，楚越文化共存，但此墓也有自身独特之处，特别是一号墓的椁室正中置棺，棺的周围立置一圈隔板将椁室分成棺室和四周相通(用以置放随葬品)的四边箱或回形箱，这与楚国中心地域江陵一带的楚墓的头箱和边箱的结构有明显不同，这应该是鄂东地域土著文化自身特点的反映。墓中出土的陶壶器表除下腹部外均有红色彩绘花纹，陶壶器盖上有昂首挺立的三个鸟形钮和五圈刻划线纹，是鄂东地域战国时期陶器的独有特征。这说明黄冈地域虽然以楚越文化为主流，但与楚越文化明显不同的土著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
楚人于春秋早期入据鄂东地域时，只是占据几个城池或居民点，所以春秋时期鄂东楚文化遗存呈点状分布，黄州汪家冲墓葬群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点。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对黄州邾城地域控制力度开始加大，禹王城遗址发现的绳纹柱足鬲，是楚文化的遗物，春秋中晚期的墓葬虽然不多，但可以说明，此时这里已隶属于楚国的坤舆。战国中晚期时，楚国的势力受到秦国严重挑战，
楚国故都原本在郢(湖北江陵)，秦将白起拔郢后，楚国被迫屡次迁都，先后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钜阳(今安徽阜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核心区域转移到江淮流域。随着楚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东迁，鄂东地域成为沟通陈郢、寿春与江南的重要通道，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明显加强，楚人对鄂东地域的开发进入高潮。所以进入战国中晚期之后，这里的墓葬数量骤增。
此时，楚国将其境内地域具体分为东楚、西楚、南楚，合称“三楚”，其中南楚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之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史记·货殖列传》)南楚范围相当于今安徽中部、江西全境及湖南、湖北东部乃至延伸到岭南地区。由此可知，黄州邾城地域属于楚国的“南楚”之地。
邾城城池最早建于何时，无明确史料记载，但从黄州邾城地域墓葬推断，春秋时期，邾城就有城池存在，早期迁居鄂东的楚人，是以邾城为落脚点，逐渐成长壮大的。到战国时期，邾城城池已具有一定规模，战国初年楚悼王当政时，于公元前386 年—前381 年，任命吴起( 前440 年—前381 年) 为令尹，实行变法，“令贵人往实虚广之地”(《吕氏春秋·贵卒篇》，对开发楚国边远地区具有重大意义，大约从此时始，邾城就开始有楚国贵族居住，楚国后期，黄州邾城处南楚之地，与楚国后期都城陈郢、钜阳、寿春均不遥远。楚国对邾城关注程度加大，开发力度加大，这里成为楚国后期贵族重要居住地之一，城池当更加完备，所以在邾城遗址附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战国中后期文物。如在今黄州城区禹王办事处附近已考古发现楚国墓葬数百座，出土了青铜器、陶器、铁器、漆木器、玉石料器等众多文物。其中堵城国儿冲楚国墓葬群出土铜剑、铜戈、铜镞、铜削刀、车軎、铜鼎、铜马衔等青铜器58 件，禹王罗汉山楚墓出土铜鼎、铜壶、铜戈、铜戈尊、铜马衔等青铜器13 件。禹王曹家岗楚墓中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竹器、石器等随葬品74 件，其中铜鼎、铜敦、铜壶、铜盒等青铜礼器就有37 件，出土的七枚竹简上发现文字33 字，内容为遣策(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堵城芦冲楚墓中出土随葬品223 件。考古人员对芦冲一号墓和曹家岗五号墓随葬器物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两座墓葬的墓主人都是楚国下大夫级贵族]。此结论充分证明在邾君南迁之前，此地就有城池存在，且城内居住的是楚国贵族，只是城池名称已不可考。
楚国在今黄冈地域统治势力的强盛，促进了邾城的崛起。(史智鹏)
责任编辑： 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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