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始元年(265年)，司马昭代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咸宁五年(279年)，晋军二十万攻伐东吴。太康元年(280年)，晋建威将军王戎率军顺江东进，吴牙门将孟泰为声势所慑，以蕲春、邾县降晋，晋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寻阳落入晋手。至此，邾城归于西晋。
西晋朝廷于太康元年撤销蕲春郡，将蕲春郡原辖之寻阳、蕲春、邾县改属武昌郡。次年，再将西陵、蕲春、邾县改属豫州弋阳郡。
西晋至东晋前期，邾城仍是邾县县城，但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主要表现在驻军减少。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入主中原，战伐不休，烽火不止，导致西晋朝廷覆灭。司马睿在王导等世家大族拥戴下，建立东晋王朝。“五胡”之一的羯人后赵在蹂躏北方的同时，铁骑直达大别山北麓，随时准备饮马长江，东晋对于如何防御后赵进攻，多有主张。
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的东晋名将陶侃驻武昌(今鄂州市)，与邾城对岸，他的僚佐们纷纷主张循陆逊城邾旧事，增加江北邾城的兵力，以利镇守捍御。但陶侃反对驻军邾城，他对众人之议“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我们设险防御的根本，就是长江。邾城却隔在长江北岸，城内没有依靠，城外连接着西阳蛮，五水西阳蛮部落中有很多财富，而晋人却贪财好利，这样以来，夷人难以应付，肯定要招诱石赵军队入侵。这是招来灾祸的办法，而不是来防御敌人的。并且，东吴时候驻守此城的就有三万兵，如今即使有足够的军队来防守，也对江南无益;如果羯族有机可乘，邾城也不会成为出兵的基地。
由于陶侃坚持已见，虽然邾城近在咫尺，但在陶侃镇守武昌的时候，东晋朝廷一直没有在邾城驻兵防守。
陶侃为什么能针对邾城发表如此宏论，须先了解陶侃的身世。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晋朝庐江寻阳(今黄梅西南)人。其父陶丹是东吴扬武将军，封柴桑侯，西晋灭吴，将吴国部分豪族旧将北迁，陶家徙居并落籍寻阳。《晋书·陶侃传》对此讲得很明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晋之庐江郡寻阳县域，在今之黄梅、武穴一带，寻阳县治所在今黄梅县西南。1989年版《湖北省志·人物志稿》也肯定陶侃是“庐江寻阳(今黄梅西南)人”。
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年青时曾任寻阳县鱼梁吏，寻阳县主簿。中年任武冈县令。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协助刘弘镇压义阳蛮张昌起义，因军功为江夏太守，又率军平陈敏反叛。光熙元年(306年)，他因母病故去职，回寻阳家中守丧，丧期满后，朝廷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又任扬武将军，屯夏口。华轶兵败，他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
西晋覆亡，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等拥戴下，割据江东，建立东晋政权，加陶侃为奋威将军，永嘉五年(311年)，陶侃与周访联合平定杜弢反叛，对东晋司马睿割据江东发挥重要作用。任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任上多政绩，陶侃运砖典故发生于此时。太宁三年(325年)，王敦之乱平定后，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任荆州刺史。荆州他治理下，“自江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陶侃惜阴成语产生于此时。咸和三年(328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平定叛乱，保证了江南七十余年安定局面，他因功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年)，夺得江州，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势之煊赫，在东晋一朝屈指可数。 咸和九年(334年)，陶侃病逝。
陶侃的邾城防守之论，具有非凡战略眼光，“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之语，点明了邾城在东晋时期所处形势已与东吴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两个时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军事对手发生变化，东吴的对手是曹魏，东晋的敌人是羯人后赵。二是政治地位发生变化，东吴的国都长期在武昌，与邾城隔江相对，东吴必须全力守卫江北邾城，才能确保江南武昌平安，而东晋时武昌的政治地位没有东吴时那么重要。三是军事“地利”发生变化。邾城在江北，对手自大别山南下后，邾城因长江阻隔，不便撤退，无所依靠，在军事上是一死地，在武昌政治地位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邾城无须“置之死地而后生”。四是邾县境内的五水蛮(即陶侃所说的“群夷”)势力急剧扩大，后赵铁骑越过大别山，东晋地方政权几乎失去了对大别山区的控制，群聚山区的五水蛮勃然兴起，地域迅速扩展，力量迅速扩充，影响迅速扩大，不仅不能帮助东晋，还成为东晋之患。《魏书?蛮传》对此记载道：“(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蛮)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
后人对陶侃的远见卓识多持肯定态度，如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说：
及东晋之初，而邾城为蛮左所据。陶侃镇武昌，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乃曰：我所以设险守御，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若制驭失宜，必引敌入寇。且吴时戍此城，用三万兵，今纵有兵守，亦何益于江南?后庾亮以毛宝等守之，果败殁于石赵。说者曰：时有难易，势有缓急，非可概论也。
叶氏曰：孙氏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故邾城之置戍切。真氏曰：蕲、舒、黄三州之北，有大山绵亘八百里，俗呼为西山。邾城在山之南，东晋时，密迫群夷，所以不可置戍，与今不同也。
(史智鹏 撰写)
责任编辑： 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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