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城邑繁华池

　　公元前255 年(楚考烈王八年)，楚考烈王命重臣春申君黄歇挥师北伐，亡邾灭鲁，迁邾国君民于今天的黄州西北，筑城建屋，农耕渔猎，遂名邾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 年)，楚国都城由陈郢( 今河南淮阳) 迁到寿春

　　(今安徽寿县)。在这前后，春申君封地由淮北十二县改封江东吴国旧墟( 今江苏苏州)，其家族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今河南潢川)，黄国故城便迅速衰微。这样，在大别山南北的著名城邑只剩下邾城和西陵城，而考古中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城址，江北黄冈境内仅有麻城女王城和黄州邾城。所以，在战国后期，邾城经过楚国的经营，特别是邾国君民的努力，在战国后期声名显赫，是当时长江中下游江淮地域著名的城邑。

　　战国后期，楚国将其地域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合称“三楚”。其具体划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由此观之，邾城属南楚。“在人类的历史上，城乡的分离(即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个地区城市的产生，又是该地区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东周时期的楚城，毫无疑问地是和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邾城作为南楚名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邾城作为商贸枢纽，交通发达。战国时期，楚国商业十分发达，各国之间、城邑之间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对水陆交通要求很高，在当时道路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依赖长江水运。邾城正处于东西向的长江水上航道与南北向的陆上驿道交汇处。向西溯江而上，可通云梦、汉水，到达楚国政治中心郢都;向东沿江而下，直达吴越，有盐铁之利;向北沿举水过大别，接淮泗可至楚国后期政治中心陈郢、巨阳、寿春;南则连通江淮与湘沅，调运南方矿产及稻米，地理位置优越，使邾城成为楚国水陆交通枢纽之一，其地位在鄂君启所从事商业活动中可见一斑。

　　邾城地处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的鄂邑(今鄂州市)隔江相对。鄂是楚国最早的封国之一，其地在今鄂州市。在战国时期，鄂邑是楚国最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之一。鄂君启是战国中期楚怀王的鄂邑封君，启在鄂既享受封君待遇,又竭力从事长途商业运输活动，并且得到楚怀王的支持和保护，楚怀王还赐给鄂君启通商节符，享受关税减免。1957—1960 年，安徽寿县先后出土鄂君启节等文物，鄂君启节为铜质，铸造于楚怀王六年(前323 年)，节文对启的经商活动范围、往返时间、载运物资，以及所走路线均做了明确规定。

　　由于地缘关系，邾城是鄂邑开展水陆运输的交通中心之一。对鄂君启商贸运输线路进行分析可知，鄂君启在鄂境所行商路以水路为主，实行水陆联运。其线路主要有四条，其中一条是自鄂济江至邾城后，分为两路，一路经柏举(今麻城市)至黄(今河南潢川县);一路由邾城北折向西，至蒲骚(今湖北应城县)。邾城城池巍峨，居住人口众多。邾城因邾君封地而成为楚国地方政治中心之一，得地利之优越而成为长江交通枢纽之一。作为战国后期长江中下游江淮地域著名城邑，邾城的城池建筑宏大，城垣壮观，这从现存的邾城遗址中可以得到证明。

　　邾城俗称禹王城，位于黄州城区以北1.5 公里，黄团公路西侧50 米，分布范围包括黄冈市黄州区禹王街道办事处王家林村、禹王城村、张湾村三个行政村辖区，西距今长江河道4 公里。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唯东北角为斜角。周长4.7 公里，面积1.247 平方公里。城垣南北长1280 ～ 1420 米， 东西宽610 ～ 740 米，城垣宽8 ～ 15 米，残高5 ～ 8 米，为夯土城墙夯层厚0.1 ～ 0.35 米;城垣四角外有面积150 ～ 250 平方米(今存三处)、残高5 ～ 8 米的夯筑圆形台基，其中西南角高台西临低平辽阔的长江故道，耸立城角，气势雄壮巍峨，应为瞭望示警的“角楼”台基，当地居民俗称“望夫墩”。城址南北城垣中部各有宽5 ～ 7 米的缺口，东部城垣有两个宽6 ～ 7 米的缺口(今王家林村和四方湾村)，西部城垣被黄(州)堵(城)公路覆压，有多处缺口通向长江故道，至少有两处应为城门所在，西垣还应设有城内向长江排水的水门，临江设有水运码头。东、南城垣外尚可见到当年城濠遗迹。

　　公元前223 年，秦将王翦、蒙武率领秦军一举攻破楚都寿春( 今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楚亡。秦在楚地设立楚郡，陆续攻占楚国东南属地，邾城当于此时归秦。

　　战国后期，因楚国国都迁往东南，邾城成为楚国在江北沿线重要交通中转站，城市及周边地区居民众多，十分繁华。据考古调查勘探查明，邾城城址周长 4.7 公里，面积 1.247 平方公里。墨子曾讲，三里之城大致可以容纳一万户人家(《墨子? 杂守?公孟》)，古者三里见方约相当于一平方公里多一点( 秦汉量制每里约折417.5 米)。20 世纪80 年代，城内的居民在修路、建房、取土、打井、挖塘清淤等活动中，曾多次发现有东周至汉代文物出土，有铜剑、戈、锛、及蚁鼻钱等，花纹砖、瓦当、筒瓦、板瓦和鬲、豆、罐、钵、网坠、陶拍等属于生活用品的陶器残片俯拾即是;城址内外还发现古陶井、木井、土井遗迹达50 余座。自1981 年至今30 余年来，省、市、区考古队曾在城内及城外墓群、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东周、秦汉时期文物。除邾城(禹王城)遗址外，周边地区已查明或经过考古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就达37 处，包括城角余家遗址、罗汉山墓群、汪家冲墓群、樊家湾墓群、埂子地墓群、国山墓群、韦家凉亭墓群、汪家冲井群、罗家湾墓群、张家咀墓群等。

　　黄州国儿冲墓葬位于黄州区禹王街道办事处星火砖瓦厂，1982 年发掘,属战国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了各种铜器、陶器、瓷器、玉器及其他随葬品150 余件，铜器主要是有铜剑、铜戈、铜簇、铜削刀、车辖、铜套盖弓帽、铜鼎、铜勺等兵器、车马器、礼器、生活用具。这些器物中有鼎、敦、壶组合的仿铜陶礼器，用鼎多为双数，是较为典型的楚墓特点，器物有较高的兽蹄形足，既有圜底，又有近似平底的盖鼎，是战国中晚期器形。但此楚墓也有与其他地区楚墓的不同之处，如椁室正中置棺，棺的周围立置一圈隔板，将椁室分成棺室和四周相通( 用以置放随葬品) 的四边箱或回形箱，与江陵等地楚墓的头箱和边箱的结构有明显不同，是邾城处于楚越更替过程中地方特点的反映。

　　汪家冲墓群位于黄州区禹王街道办事处汪家冲村，邾城南约600 米处的国儿冲、枕头地两个岗地上。该墓群面积约30000 平方米，1975 年因基建施工发现，墓葬均未见封土堆。1980 ～ 1999 年间，由于黄(州)团(风)公路改扩建工程施工，先后进行多次发掘，共发掘春秋至汉代的古墓葬200 余座，出土各时期的铜、陶礼器及各种生活用品、兵器、车马器3000 余件。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多为一椁一棺一边箱一头箱，少量一椁三棺,一边箱一头箱的较大墓，最大的墓残开口7 ～ 8 米，宽5 ～ 6 米。该墓群是目前邾城南部发现墓葬较密、规模较大的墓地。

　　邾城作为楚国军事堡垒，派有贵族镇抚。“春秋战国期间，为楚所灭的国家和部族有六七十个之多。楚国实行灭国为县制度，县的设置，对于楚国的发

　　展和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县作为地方政权组织，军事性质十分明显。楚县具有军事重镇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地方行政组织萌芽的性质。县的长官称县公或县尹，直接统属于楚王，地位极高，仅次于令尹、司马，其级别不低于大夫一级官职。黄州邾城周边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如剑、戈、戟、矛、殳、箭镞和漆盾、漆甲、箭箙等，较高等级的棺椁墓葬还出土了有作战用途的车马器，即使是众多墓圹较小、单棺或无棺的小型墓，一般都随葬有青铜剑或箭镞，其身份极有可能是军人，表明邾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重兵驻守的军事堡垒。

　　黄州堵城芦冲一号墓和东湖街道办事处的曹家岗五号墓是邾城外围墓葬中比较典型的两座中型楚墓。芦冲一号墓位于邾城西北堵城镇芦冲村，原有较大的两座封土堆，早年被砖瓦厂取土毁其一。一号墓于1994 年发掘，时代为战国中期，墓圹型制巨大。虽早期被盗，仍出土一批青铜、陶礼器，有鼎、敦、钫、豆、盘、腰、高柄壶形器等。曹家岗五号墓葬位于邾城东南，1992 年发掘，时代属战国晚期，随葬品有铜鼎、敦、壶、盒，另有车马器之属、象征殉人制度的木俑等漆木器若干和以遣册为内容的竹简。在棺椁规格与结构方面，两座墓葬均为一椁三棺，椁分三室。《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大夫一重”即为两层棺。这两座墓葬均为一椁三层棺，这显然是僭越诸侯之制。考古发掘者认为，两座墓葬墓主人身份均为下大夫级。这两座中型楚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邾城的最高长官县尹或县令。(史智鹏)